从近年纠正的冤错案件看，证据和证明问题最易成为刑事审判中的“滑铁卢”。一些刑事案件的客观直接证据相对薄弱，有的主要依靠被告人供述（口供）和间接证据定案，此时如何审查口供至关重要。口供天然具有易变性和不可靠性，出于各种原因，被告人逃避制裁、被迫认罪、包揽罪责等情形均不鲜见。实践中，一种常见方法就是从“亲历性事实”判断口供的真实性和证明力，其广泛存在于庭审质证、法官心证和裁判文书之中，如认定某事实系被告人“非亲历不能知晓（描述）”。

　　“亲历性事实”的价值和类型

　　“亲历性事实”是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供述的亲身经历的犯罪事实和体验，尤其是外人不得知、侦查机关未掌握的那部分，有助裁判者判断真伪。“亲历性事实”的审查是贯彻自由心证原则的体现，具有两方面功能：一是验证性功能，裁判者通过一些细节验证口供的真实可靠性，确证案件事实；二是补强性功能，当根据口供提取到客观性、隐蔽性证据时，可以对口供进行印证或补强，提高司法证明的完成度。从证明方向看，“亲历性事实”有证实和证伪两种价值，类似于日本学者所提“秘密的暴露”和“无知的暴露”，前者指真凶在交代自己的体验与记忆的自白中，包含着令事实浮出水面的某些内容；后者即无辜者被迫供述时显现出的“非犯罪体验者”的想象性讲述。在日本刑事诉讼法中，判断“自白”证明力的标准之一就是自白是否符合客观事实的要素，包括是否“揭露秘密”。可见，“亲历性事实”的审查并非地方性经验，而是反映了共通的司法认知规律。

　　从刑事司法实践看，“亲历性事实”包括以下情形：一是先供后证的客观性证据和隐蔽性证据，如被告人供述的埋尸地点、财物和作案工具去向等，并据此提取到相关物证、书证。二是犯罪时间、地点、行为和对象中的隐秘性细节，如某强奸杀人案中，被告人供述先打算将被害人抛尸到甲化粪池，但盖板太重，移动未果，乙化粪池盖板较小较轻，遂抛尸到乙化粪池，后与侦查人员称重一致。三是与案件本身无关但可验证的事件和信息，如某故意杀人案被告人供述藏身被害人家阁楼，听见邻居来吃饭聊天，与证人证言印证；某交通肇事案被告人供述撞人后往左避让的细节，与监控视频印证。四是作为犯罪亲身经历者的实感和体验，如前述强奸杀人案中，被告人在讯问中模拟了性侵被害人的动作，还供述抛尸时将被害人头朝后扛在肩上，被害人的肚子贴着他，他明显感受到还有微弱的呼吸。以上均属于犯罪人独知的事实或特有的体验，不为外人所知，在历史真实与法律事实之间建立起了联结点，强化了证据的质量和数量，对于个案证明具有较高价值。

　　“亲历性事实”的误判风险

　　“亲历性事实”本质上属于经验法则的范畴，有赖于裁判者的经验知识，其最大风险就是以个人经验主观擅断口供证明力，先入为主进行有罪推定；以口供审查替代全案证据审查，降低证明标准，引发冤错案件。实践中应当防范三种误区。

　　一是侧重“秘密的揭露”，忽视“无知的暴露”。在层层推进的线型刑事诉讼构造下，侦、诉、审协作配合有余但制约不足，有罪思维定势和积极追诉的惯性比较明显。表现在“亲历性事实”判断中，就是以证实为主，证伪功能发挥不够。如福建缪新华案中，虽有被告人供述（后翻供）、勘验笔录和作案工具等证据，但对于侦查机关未掌握的分尸地点、被害人佩戴首饰去向等情况，被告人供述不清、缺乏细节，口供与其他证据未形成印证。遇到此类案件，要认真分析究竟是犯罪人逃罪的伎俩，还是无辜者“无知的暴露”，结合其他证据审查能否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。

　　二是倾向选择性认定，忽视全面性审查。许多冤错案件表面上看证据数量充分、供证一致，但只要仔细甄别，就能发现口供中有无法排除的矛盾，或者不利于定罪的反证或疑点，若对此视而不见甚至蓄意掩盖，就会误判案件事实。如聂树斌供述的作案地点、藏衣地点、尸体上的白背心、颈部花上衣、自行车位置等，与现场勘查笔录、尸体检验报告内容基本一致，但以上供证一致是先证后供的结果，对判断口供证明力价值不高；同时，聂树斌对作案动机、被害人年龄、衣着、体态等事实细节供述前后矛盾、反复不定，无法与其他证据印证。

　　三是注重口供的经验判断，忽视客观证据收集。有的案件因年代久远等原因客观证据比较薄弱，通过审查“亲历性事实”形成心证、补齐证据链条实为无奈之举。但有的案件则是受“重口供、轻证据”理念支配，侦查机关将重心放在突破口供上，怠于收集客观证据，造成证据规则的失守。实践证明，现有的口供生产机制仍无法保障口供的自愿性和真实性。对口供的过分倚重和对个人经验的盲目自信，导致错失调取关键物证的时机，酿成冤错案件。

　　“亲历性事实”的审查方法

　　从实践看，“亲历性事实”的审查存在认识不一致、规则不统一等问题。为了防止“无真实性担保”的口供“长驱直入法官的心证”，助长司法擅断，应当注意以下几点：

　　一是审查是否存在非法取证及供证关系。被告人供述的自愿性是口供真实可信的前提，非法取证方法之下，口供的真实性往往难以保障。因此，裁判者仅静态审查案卷笔录是不够的，还要动态审查口供的形成过程，包括是否存在逼供、威胁、指供、诱供，指认、辨认工作是否规范，同步录音录像是否全面记录，口供是否随证而变等。如浙江张氏叔侄案中，张辉原本不知道“留泗路”，但“狱侦耳目”在指认现场前向其提示了抛尸地点，张辉遂根据路牌标识指认了抛尸现场。如果孤立、静态地看，认为张辉指认出留泗路属于非亲历不可知，就犯了形而上学的错误。此外，还要审查口供与其他证据的时间先后和逻辑关系，先供后证的价值一般大于先证后供，因后者存在侦查机关根据起获的证据逼供、诱供的风险。有的案件中，裁判者根据被告人供述与现场勘查笔录、尸体检验报告等一致，认定被告人不亲历不可知，但由于负责审讯和现场的侦查人员可能进行信息交换，如不能排除逼供、诱供的信息源，则上述“亲历性事实”和供证一致的价值就会打折扣，尤其在客观证据薄弱的案件中，定性时应当谨慎。

　　二是审查口供内容是否符合逻辑与经验。裁判者运用的逻辑与经验应当是日常的、普遍的而非罕见的、个别的，口供蕴含的案件信息应当是有细节的而非泛泛的，供述的因果进程应当是自然的、合理的而非异常的，如果明显不符常情常理，严重偏离一般社会认知，则应当警惕。如聂树斌案中的关键物证花上衣，再审判决指出，证据显示聂家当时经济条件较好，衬衣就有多件，无证据证明聂有过偷盗劣迹，也无证据表明其对女士衣物感兴趣，而涉案上衣是一件长仅61.5厘米且破口缝补的女式花上衣，不适合聂穿着，故聂供述偷拿自穿不合常理。

　　三是酌情考虑情态辅助审查口供。“情态，谓表见于行为之情状。”我国古代有“五听断狱法”，现代证据制度中也有“以人之态度为证据方法”，如“人之表情、举止、手势、眼色、语调、羞忿、惊惶、踌躇、动静及其他精神异常等”，虽然情态不是法定证据类型，但情态与口供相伴生，实践中主要辅助判断口供真伪和发现真实。如前述强奸杀人案中，被告人指认现场时供述：“睡不着，怕她（被害人）窗子里面伸手进来。”同步录音录像显示在讯问的间隙，被告人叹气自语：“就是有点后悔也太晚了。”由于不存在外在压力，以上情态可以辅助审查口供的证明力。应当注意，“情态证据”虽有心理科学和神经生物科学依据，但因主观性太强，无法规范和量化，可能加剧司法偏见，将案件引入歧途。如呼格吉勒图案中，被告人刚成年且涉世未深，在主动报案时因害怕而精神紧张本属正常，但办案人员却据此认为他有犯罪嫌疑。故而此种方法必须慎之又慎、严格适用，更不应作为单独的证据使用。

　　四是审查口供是否与其他证据印证。“亲历性事实”的审查属于口供范畴，需要结合其他证据综合定案，而不应孤立考量；即便认为口供证明力较高，也不能取代全案证据审查，应遵循“孤证不能定案”原则，并达到证据确实充分、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。口供即使看上去再可信，也应能够与其他证据印证，且所有证据指向一致，没有无法排除的矛盾。

　　道者术之源，术者道之表。“亲历性事实”虽然是一个实践性、技术性问题，但审查判断过程体现了裁判者的智识、理性和经验，反映了无罪推定、证据裁判、人权保障等理念，用之得当可谓明察秋毫，用之不当则存在冤错隐患。“刑操生死，法执衡权”，裁判者不可不慎。

　　来源：人民法院报 作者：汤媛媛

   （作者单位：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）